閑中著色,無事生非——淺議游移敘述的形式價值

摘要：1984年,隨著馬原的短篇小說《拉薩河女神》[1]的發表,一個形式試驗的潘多拉魔盒也就此打開:那些致力于文學革新的先鋒作家,無不躍躍欲試,憑借著意識流、精神分析和結構主義等各種理論武器,一再滌蕩了現實主義文學的藝術成規。然而,如此“亂花漸欲迷人眼”的形式創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文學的傳統卻仍可存疑。因為若是以上述諸家后來寫成的文學批評為據,當可發現馬原、余華和格非等人,其實都在反思早年的形式試驗中,注意到了以人情小說為主的文學傳統。[2]雖然不能說他們的創作就已經回到了這一傳統內,但余華的《兄弟》、馬原的《黃棠一家》和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等作,確也有了“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的傳統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