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采用實地訪談和參與觀察進行多案例比較,聚焦于“文書生產與反文書生產”為核心表征的形式主義悖論,探究其表現、路徑、約束條件與策略,并以此理解中國國家治理邏輯。研究表明:形式主義悖論并非普遍現象,而是在治理對象不可見性的基礎上特定的治理環境或制度條件下的產物,即國家治理雙重異化機理,它反映了國家權力再生產并改造了鄉村治理秩序。具體為:1)貧困現象的不可見性是其現實基礎,“官僚(行為政治化、自治行為官僚化”的治理環境提供了制度性條件;2)不(同程度的政治化條件及其度量黑洞衍生出科層治理、運動型治理以及科層運動化與再運動的不同治理模式;3)不同的行為機制進入(不同程度官僚化的鄉村自治后衍生出低反向適配、較高反向適配和高反向適配,后果表現為:非文書生產、半文書生產和反文書生產悖論。可能創新點在于:嘗試性運用條件性解釋發現了國家治理中的雙重異化機理,挖掘了官僚技術問題中的治理環境和結構因素。